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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五代后蜀人赵崇祚在后蜀广政三年(940)编辑的《花间集》,为近千余年来影响非常大的一种文学选本。现在学术界流行的看法认为《花间集》是最早的一部文人“词集”。但这一看法可能有很大问题。
一、《花间集〉是怎样性质的一本书
从现存史料看,直至北宋熙宁年间(1068-1077)以后,也就是苏轼等著名文人开始从事词的写作以后,“词”作为一种文字有别于“诗”的观念在一些文人那里才渐渐产生。这也就是说,“词”作为一种文字或文体,其产生或早在隋唐,但人们词体观念的产生却滞后很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后来人当然可以按照后来的观念追溯其历史,将词体溯源隋唐或更早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这里便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:“诗”“词”区分的标准究竟何在?
中国古人一般都缺少严格的“概念”或逻辑意识,其所谓“词”大多含混笼统,所以明清人普遍将《花间集》视为“词集”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处于现代学术环境下的今人,对“诗”“词”不得不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。近百年来最流行的观念是以“燕乐”作为区分诗、词的标准,故有“词起源于燕乐”之说。说起来,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:对于一般读者而言,“诗”“词”的区分当然是在文字形式或文体,但许多词学专家却违反常识,众口一声地说:不,“燕乐”才是“诗”“词”区分的关键。
“燕乐”又名“宴乐”,顾名思义即宴间所用之乐,自先秦至隋唐、乃至晚清无不有之,其本身的纷繁及变迁使得“燕乐”无法形成概念性界定。从音乐实际来说,(词学家们最关注的)“隋唐燕乐”今日留存的史料极其匮乏,特别相对于近千词调的研究而言。
从歌曲的“文辞”与“音乐”的关系看,同一种文字或同一体裁的文字可用完全不同的音乐去呈现。如最著名的传为抗金名将岳飞所作〔满江红〕(怒发冲冠),其在南宋传唱时与抗日战争以来国人普遍传唱的《满江红》歌谱必有相当大的差异。反过来,同一乐谱可以用来传唱不同题材类型的文字,唐代著名伶人刘采春能以〔望夫歌〕调遍唱“当代才子所作”的120首诗,其中有五言,也有六言和七言诗(范摅《云溪友议〉)。这充分说明:“文辞”与“音乐”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或隶属关系。也因此,论词完全可专就其“文字”或“文体”,而不及“燕乐”,特别是在极端缺乏“燕乐”实际史料的今日。
故在我们看来,谈论“诗”“词”的区分,还是应回到“常识”:从“文字”或“文体”人手,而不必牵扯到“燕乐”,模棱两可,自乱体系。
洛地先生对“词”的界定是“格律化的长短句韵文”,按照这样的界定,《花间集》中很多作品当然可认定为“词”,但也有相当多作品显然仍应归为“诗”。
《花间集》从文字形式来看大多属于杂言,但也有少数为齐言。这些“杂言”是否皆为“词”(格律化的长短句韵文),我们姑且不论。我们现在主要讨论其中的齐言文字。《花间集》中的齐言类文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:
一是〔浣溪沙〕、〔玉楼春〕两曲调下的七言古体诗54首,其中以〔浣溪沙〕为题者48首,每首七言六句,以〔玉楼春〕为题者6首,每首七言八句。从格律来看,这54首每句皆为律句(第二、四、六字平仄相对),但句间、联间无“对”“粘”的组合关系,与一般近体诗明显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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